邓晓芒，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主要研究德国哲学，亦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创立“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较大的影响力。
拙文《我与儒家》在半年多前于《探索与争鸣》杂志发表以来，关于“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的“怪论”引起了众多议论，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属于批判儒家的一方，有人说你邓晓芒干吗要自己把个儒家的帽子给自己戴上，未免污了自己一世清名；有人说连邓晓芒都妥协了，可见舆论的压力多么可怕！
一种是属于捍卫儒家的一方，有人得意地欢呼，说这是儒家阵营的一次“胜利”；还有人以儒家正宗代表自居，鄙夷不屑地宣布：我们不承认你是儒家！给人一种入党申请书被支部书记拒绝了的感觉。
所有这些议论都是建立在误解之上的。我的本意，既不是向儒家伦理作出退让，也不是想混入儒家阵营里面充当“卧底”，而是以自我批判的公开姿态向儒家伦理的更深层次突进，「使它建立于中国人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中的隐秘基础暴露出来，受到触动和质疑」。
当然，即使如此，这种潜意识中的基础也不可能完全被摧毁，更不可能清除，但「至少能够建立起中国人的一种彻底反省的自我意识结构，摆脱以往那种毫无反思的自得心理」，打破自以为圆满无缺的封闭状态，而为接受外来新思想和新价值开辟道路。
因此，我的这种现身说法看起来好像是想和儒家传统达成某种沟通和共识，但其实我的态度正是对这种共识所进行的一番更深层次的自我批判。
我并不把儒家学者看作是一些老古董，一批怪人、不可理喻的顽固派，而是和我一样的中国人，他们所认可的价值，我大都有同情的理解；但我仍然要批判他们的思想观念，其实也就是对自己这种同情的理解加以反省。
而那反省和质疑的标尺，并不像他们所以为的，全都是来自西方的价值尺度，而是当代开放了的中国的现实生活，这种生活早已受到西方社会经济文化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西化”了，加入了全球化时代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在人文科学领域中，做学问的人最忌的就是凌空蹈虚，从文本到文本，或者陷入思古之幽情而无法自拔。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我们反思过去，是为了现实和未来。这是儒家文化起死回生之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再造之缘。
01
首先，要把儒家文化看作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就必须跳出儒家学说那些具体琐碎的细节规定而把握其总体的精神，这种精神几千年来支配着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几乎到无孔不入的程度。
今天很多儒家学者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的研究中充满着寻章摘句和繁琐考证，这些考证「超不出前人两千多年所积淀的学术遗产，却又平添了现代学者由于幼学功底无法与前人相比而生出的无数错谬和纰漏」，但他们仅凭这种热心于读经解经的态度就为自己赢得了学问“扎实”、路子“纯正”的美名。
前两年李明辉先生曾劝我坐下来先花上十年专心研究儒家经典再来谈儒学，我相信他是好意，也许看中了我是根研究儒学的“好苗子”吧。如果我估计自己能够活到两百岁，或许还真可以考虑一下他的建议，说不定还能把儒学做到超越古人的程度。
但我不具备那样的野心，而宁可在儒家经典中凡是遇到需要考证的问题，就翻书或者上网，查阅历代那些公认的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在今天，当代学者在考据之学上要想和古人比高低，除非新出土了久已失传的原始文本，基本上是在做无用功。
而且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并不是这些考据工夫所造成的，也根本不能从这方面去解释。我们今天能够做的是开拓视野，拉开距离，从地球那一边的文化眼光来从整体上审视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才有可能把握儒家文化的大格局，以及它之所以成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委。
这就是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其次，我们还要避免当代儒学研究中常见的谬托知己、强解古人的冲动。
上个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精英从日本和西方翻译和习得了一套一套的现代学术话语，这套话语的背景和中国传统几千年的文化土壤是完全不同的，但由于急功近利的心态，这些精英分子在未能吃透这些概念、甚至是用自己文化中的固有概念加以附会(所谓“中国化”)的前提下，便以之作为武器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
这种做法一方面由于并没有展示出西方观念中真正与我们的传统观念相异的地方，因而不能击中传统文化的要害；另一方面也正好给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们留下了口实，即认为你所说的那些词汇的含义，如民主、自由、平等……甚至女权等等，在中国古已有之，西周早已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共和国”，用得着你们来启蒙吗？
实际上，随着“国学热”的又一次兴起，后面这种倾向在学术界可以说愈演愈烈，还美之名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大家似乎都觉得，只要把我们传统中的“好东西”挖掘出来，用现代衣装“创造性”地乔装打扮一番，就连改革开放都用不着了，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法治国家了。
这种玩弄文字游戏以自娱自乐的做法极大地败坏了思想界的风气，只不过是「以情绪化的意淫来代替严肃的学术研究，掩饰和缓解自己的自卑情结，注定是立不住脚的」。
如果说，前面那种倾向是利用“小学”考据来转移研究方向的话，那么这里这种倾向则是利用义理偷换来忽悠对儒学望文生义的人，阻止人们从更深层次把握儒家学说本身的真义。
最后，我特别要提醒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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