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社会的危机与转机从风险中拯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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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特别是后现代文明突出的竞争优势是不可否认的,但它也有明显的阿喀琉斯之踵。它仍然有被半现代和前现代力量所瓦解、溶解和征服的可能性。它提醒人们,后现代文明不应追求绝对安全的乌托邦,而要让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并且增强个人应对风险的能力;要维护和发展社会的自主性,使社会本身具有应对风险的机制;它在发展文明的同时,还要保持捍卫文明的意志和手段。这才能真正应对风险,维护人类文明成果。

作者

丛日云

《文明的逻辑》,作者:陈志武,版本:中信出版社年3月

陈志武教授多年从事金融学和金融史的研究,从金融机制创新的角度,发现了人类应对风险机制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性。以往比较流行的观念,是以生产率作为文明进步的标尺。陈志武教授的新作《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史》的贡献在于纠正这种传统的文明史观,在生产率之外,增加了一把尺子,即“人类风险应对力”。他以“风险应对力”概念为基石,系统地阐述了风险应对力对人类文明的价值。根据他的解释,文明主要是对两种挑战的反应:生产率低、风险应对能力差。人类文明的发展不仅依靠生产力的提高,还依赖于风险应对能力的提高。迷信、家庭和家族、宗教、社会组织、商业和金融市场、国家等,都是人们应对风险挑战而发明的。应对风险的文化、组织和制度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也是衡量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在历史的长河中,风险甚至是文明更重要的催化剂。

这个理论框架有很强的解释力。的确,人类进入文明及文明的进步,其基本动力就是应对生存挑战。著名史学家汤因比最早系统地论证了这个“挑战—应战”的模式。这个生存挑战有常态的,有非常态的,风险就是非常态的,这是更极端的挑战。正是这样的挑战,也会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人类创造的潜能,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陈志武教授对人类应对风险的诸种创造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揭示了其应对风险的价值。这是非常新颖的历史研究。以往的文明史研究主要侧重于人类从向前发展中获得了什么,陈志武教授告诉我们,由于避险文化机制的发明,“风险应对力”的发展,人类避免了什么?避免了在灾害来临时,个人和家庭的生存陷入绝境、社会陷入混乱和自相残杀、人类发生文明倒退甚至种族灭绝。

所以,应对风险,就是保住某种生存底线,这的确是衡量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尺度。我相信,本书出版后,“风险应对力”就会成为学者们思考人类文明史无法回避的概念。

陈志武教授这部奠基性著作非常厚重,令人醒脑的精彩论述随处可见。我这里要谈的,是读过此书后的一些收获和引发的一些思考。

文明史的经济视角的局限

在对文明推动力的各种解释中,“唯生产率论”比较流行。陈志武教授对这种理论的批驳是比较有力的。大量的研究证明,工业革命前三千年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劳动生产率的变化非常有限(格里高利克拉克),甚至农业代替采集和渔猎经济,都被有的学者怀疑是个灾难性的倒退(贾雷德戴蒙德)。但在这期间,文明肯定是有进步的。陈志武教授提出,人类在各种应对风险挑战中的创新,包括迷信、家庭、家族、金融市场、国家等,提高了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对文明的发展有重大贡献。按他的解释,这些文化、组织和制度的出现,主要是人类出于避险的需要而创造的,也承担了应对风险的职能。他的皇皇大作对此做出了系统地阐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

不过,我以为,尽管唯生产率论难以成立,但生产率的提高肯定是推动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衡量文明水平的重要尺度之一。它错在一个“唯”字。我读完陈著想到的问题是,人类应对风险挑战的创新,即“风险应对力”,如果从整体上评估其分量,能否能够与生产率并行?成为“唯二”的文明动力的尺度?

在我看来,陈志武教授对唯生产率论的批评,仍然是经济学家内部吵架。他讲的风险也主要是经济风险,暴力和战争是作为经济风险的次生灾害出现的。他的“风险应对力”理论与“唯生产率论”,都属于考察文明史的经济视角。这是它们的长处,也是其共同的局限。人类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整体,任何视角的考察总会留下盲区。

《告别施舍》[英]格里高利·克拉克译者:洪世民版本:理想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7月

比如作为文明重要标志的人性的进步就很难从经济视角做出充分解释。人的心性如何由野蛮变得文明?由前现代到现代,关于人的观念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与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关,也有应对风险的成本收益方面的考量,生活富足安定使人的心性向善,反之则使人性中自私和暴力的一面失控,但它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进程。在我看来,现代社会的人道化源于现代西方文明,现代西方文明则孕育于基督教,而基督教又植根于悠久的中东文明。历史上一神教的出现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而两千年前耶稣的布道可能是第二个关键节点,它带来一场一直发展到现代的价值革命,即关于人的观念的革命。这场革命并没有立刻产生重大的世俗效果,但它植下了现代关于人的观念的种子。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也有类似的观念变革,但孕育了现代观念的是基督教。这个进步用劳动生产率因素很难解释,因为在工业革命前的两千多年,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是有限的,同样,应对风险机制与人们价值观念的变革也很难建立起有效的联系,从而对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观念进步作出解释。

拓展文明考察的视角:引入文明类型概念

作为文化认同最大单元的文明如同人一样,是有个性的,由此形成文明的不同类型。以现代文明为标准,在不同类型的文明中,也能分出文明品质的差别。

陈志武教授的论证侧重于文明的共性,特别是农业文明的共性。我觉得,如果进一步研究,还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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