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提到段祺瑞，大家伙都没啥好印象，觉得他就是个歪鼻子的反动军阀，但近年来段祺瑞的声誉似乎越来越看好了——有人说他靠一块大洋起家，人生很励志；有人说他三造共和，不愧是北洋之虎；有人说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这“六不”所彰显的洁身自好，在北洋时代堪称道德楷模；有人说他有傲骨、有气节，晚年毅然南渡，不当汉奸，称得上是自袁世凯之后的北洋脊梁；还有人说他临终留下的“八勿”遗嘱（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如今读来依旧振聋发聩，其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使人钦佩；甚至还有人说他借日本人上亿巨款，根本就没打算还，很让人解气，这也算是另一种枭雄爱国之举。
这些说法是不是事实呢？
如果带着先入为主的情感、情绪来看，是那么回事。但如果理性地、由表及里地冷静审视，只能这么说，这些所谓的事实，有的有瑕疵，有的经过了粉饰，不大经得起仔细地推敲。
这一点不奇怪。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一个鲜活的具体的矛盾的人，而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面具。
一味地说好，那是虚伪；一味地说坏，那是偏激。
说到这里，接下来不妨用既不虚伪，也不偏激的方式来重新看一看北洋段祺瑞——
段祺瑞在世的时候，拥戴他的人就说他是“三造共和”的元勋。
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跟南方谈判，逼清帝退位，北洋诸杰如王士珍、冯国璋都不大配合，只有段祺瑞主动参与其间，为民国成立创下了大功。
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敢硬对抗的人不多，但段祺瑞却明确表示反对，辞官不做。因为他的这个举动，袁世凯失去了重要臂膀，称帝失败含恨而亡前，不得不拉他重新出山，让他做民国的实权总理。
段祺瑞复出之后没有让国人失望，他恢复了临时约法以及国会，在历史的关键时点，再造了共和。
至于三造共和，更明了，是他振臂一呼，干掉了张勋复辟。
可如果将他这“三造共和”细细追究一番的话，你会发现，三造共和其实有些言过其实了。
一造共和，段祺瑞真正出发点是追随袁世凯，推袁世凯上台，说的不好听点，那时候的段祺瑞只是袁世凯的打手，不是共和的旗手。
这功劳是他粉饰出来的。
所谓二造共和，袁世凯临死推举段祺瑞主掌北洋系，让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本身就有让民国回到原地的意味，段祺瑞不过是顺水推了一下舟，这是明智，算不上多大的功劳。
三造共和，那是名副其实的。但是，作为北洋大佬，这一造也太容易了些，率领日本人支持的六万多讨逆军，打两千辫子军，甭管是谁，这功劳都能打下来。
这么说来，段祺瑞最引以为豪的功业并不伟岸。
正因为如此，他难有袁世凯那样的威望，更无法阻止北洋系后来的分裂。
再来说段祺瑞的廉洁。
段祺瑞的确不爱财，平生也不聚财，也不置办产业，到死无论在北京、天津还是上海连栋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大权在握时，段祺瑞也不受贿，不拿回扣，任人唯亲的毛病也没有。单就这一点讲，再跟同时期的其他军阀大佬比，段祺瑞确实让人钦佩。
但也有人说，段祺瑞这份操守离高尚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
此话怎讲呢？
段祺瑞的确不要钱，但段公馆的一切花销，他是不客气的，而且都是公家包圆，就连家中的仆人都在陆军部领干薪。
他爱下围棋，若干清客整日陪着他，这些人名义上都是陆军部的顾问，每月几百大洋养着。
他是不蓄财，但需要用钱的时候，写个两寸宽的条子，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甚至北四行，立马就能取出几百到几千大洋来。
他是没有房产，但到哪儿都有人给他房子住，而且相当的豪华。
最让人诟病的是，段祺瑞自己不弄钱，但从来不挡着部下弄钱的道儿。在皖系当权的那几年，据八大胡同的人说，就属皖系的军头和政客花钱大方，千把万地直往窑子里砸。
还有，他口口声声说不嫖，但他手下的那些干将，自徐树铮开始，个个都是八大胡同的常客。
看穿这些，他的“六不”是不是大打了一些折扣呢？
依在下看，一个刻意端坐在干净高座上的大佬算不上好大佬，只有那些真心实意将治下小板凳全擦干净的大佬才是真正的好大佬。
评价段祺瑞这样的大佬，是好是坏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尺，那就是他的用人水平以及大局观。
段祺瑞用人，有容人之量，信任哪个一定是大撒把，部下惹出乱子，他不会丢卒保帅，而是出面替你担着。
这是一种人格魅力，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容人之前要会识人用人。
段祺瑞在这一点上是公认的糟糕。
“小扇子”徐树铮是段祺瑞最信用的人。此人的确有才智，但行事胆大妄为、独断专行、不讲规矩。府院之争之所以最后闹得不可开交，冯国璋和段祺瑞差点决裂，很大程度上都是拜徐树铮所赐。
直皖闹矛盾，吴佩孚兴兵讨皖，根上也是段祺瑞用人不善。
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乃穷凶极恶、污浊腐败之徒，但段祺瑞就是偏爱于他。年，为了让张敬尧当湖南督军，段祺瑞对打下湖南的吴佩孚竟有功不赏，最终导致了吴佩孚刀兵相向。
直皖开战后，段祺瑞选将用人更是让人不敢恭维。
从晚清到北洋，段芝贵都是有名的皮条客，可段祺瑞就能在生死存亡之际，将皖系兵权交到这位小段手里，从而成全了吴佩孚打皖系像切菜。
比起不善识人用人，在大局观上，段祺瑞也有问题。
一战时，梁启超建议北洋政府应该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这本是很明智的一个决策。如此，不仅能够暂缓支付庚子赔款，省掉德奥部分的庚款，而且还能得到日本大笔的贷款。
从宏观上看，此举不仅为当时的北洋政府赢得了自庚子以来最好的国际环境，而且为战后争取逐步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关税自主，也奠定了良好基础。
此时的段祺瑞如果具有一流的战略大局观以及卓越政治家的修为，他应该把从日本弄来的巨款投到基础建设上，完善共和制度。
可段祺瑞是怎么做的呢？他把钱全投进了“南北战争”。
其实，南方革命党搞护法，另立政府，既没有地盘，也没有军队，更没有多少人拥护，本身就是一场儿戏，段祺瑞本应该软处理，但他却非要借此机会向南扩张，搞武力统一。
这一扩张不得了，西南军阀立刻就起了戒心，反而使南方革命党有了后盾，加之在动武过程中又有用人不当的大毛病，最后一盘好棋硬是被段祺瑞下成了败棋。
这一步棋要是下好了，段祺瑞的伟岸形象就立起来了，后世对他的评价也会好很多。
可惜，他的底子只是一个野心大于一切的旧军阀。
评价段祺瑞好坏，还有一点必须提一提，第二次直奉大战后，段祺瑞再次复出，担任傀儡执政，随后发生了“三·一八”惨案。
这是段祺瑞一生最大的污点。
严谨地看这件事，为什么执政府的卫队会向请愿人群开枪，至今仍是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开枪不是段祺瑞的命令，以此事说段祺瑞是坏人，不够客观。
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惨案发生后，段祺瑞为了忏悔，长跪不起，并且从此吃素念佛。长跪不起，这是没影的事，吃素念佛，则是他老早就养成的习惯，跟惨案毫无关系，以此事说段祺瑞有良心，也不够客观。
说这么多，简单一句话总结，段祺瑞只是北洋时代的一个上层缩影，颜色偏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