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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聊的书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老师的最新力作，当下热度很高的《可能性的艺术》，豆瓣评分9.2。刘瑜老师的写作功力和学术功底，有目共睹。
从作者的头衔我们就知道，这是一本政治学的入门书籍，脱胎于刘瑜老师的付费音频课程《比较政治学30讲》，非常的精彩，也推荐给所有的同学们。
为什么要学一点政治学？因为它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所有人命运的源头。
刘瑜老师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举了个例子：水手在大海上航行，努力练习航海技术，掌握气象地理知识，但其实航行成败的关键并非是水手的智识，而是大海的“脾气”。波涛汹涌，水手无处可逃，风平浪静才有可能岁月静好。
政治就是主宰着所有人命运的大海，是我们必须要穿越的狂风暴雨。不懂政治学就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脚下的这片大海。
政治的力量与局限性
这本书的书名来自于统一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一句话：“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他强调了政治的力量，同时也表达了政治的局限性。
关于力量，政治对于一个国家的命运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不少人觉得经济在前，政治在后，因为政治这个上层建筑，应该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嘛。在这样的观念中，所有政治问题都有一个统答案：“还不是因为穷”，正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我没钱没办法啊。
但是经济发展又由什么决定呢？
举两个例子，近几年的委内瑞拉的崩溃同学们都有所耳闻吧。超级通货膨胀，钞票还没有手纸值钱。全国有万人，也就是他们16%的人口都成了逃亡的难民。而这样一个悲惨的国家其实在20年前是拉美最富有的。
短短20年间发生了什么呢？那个地方的民众、宗教、传统都没变，最大的变化是政治。激进的左翼总统查韦斯上台，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国家政治生态，人民的噩梦就此开始。委内瑞拉的故事我后面会细细地跟同学们说。
再比如说朝鲜和韩国，这两个国家的人民是同一种族，说着相同的语言，有相同的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因素，一个是封闭权威的，另一个是开放问责的。
在年的时候，两国的经济水平相差无几，50年后，韩国的人均GDP却是朝鲜的22倍。政治的力量在二者身上一览无余。
所以我们看到，政治并非只是等着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本身也可能成为塑造经济乃至是整个社会的根本力量。
工业革命对于全人类有着巨大的意义，为什么它爆发在英国？
关于这个大问题每位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问题的答案需要追溯到工业革命之前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君主立宪制把权力被关进了笼子，带来了可信的承诺，从此民众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产安全，于是投资、生产和创新有了动力，最终引爆工业革命。
以上，我们是在强调政治的力量，但是别忘了俾斯麦所说的：“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是“可能”不是“万能”，是艺术不是魔法。强调力量的同时，我们也要认清它的局限性。
有句话叫做“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同一个物种在不同的环境中，结出的果实也是不一样的，以此比喻政治制度很合适。
比方说菲律宾，它曾是美国的殖民地，独立之后宪法是在美国的指导下制定的。可是后来无论是民主制度还是经济发展，都与美国相去甚远。
再比如说，北欧的瑞典、丹麦和芬兰，都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刚才提到的委内瑞拉，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前者被全球视为治理的典范，而后者却带来了国家的崩溃。
所以，相似的政治理念去到不同的环境中，结出了不一样的果实，“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我们在研究政治的时候，同时也要看到其他的社会因素发挥的作用。这就是刘瑜老师所说的“政治在社会中”。
我们确实没办法拿出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政治配方，但是我们学习政治学的核心任务就是在差异中寻找到一些规律。世界本身是复杂的，但它并不是随机的，是有迹可循的，而我们要学习的知识当然也是如此。
获得“比较的视野”
《可能性的艺术》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比较政治学30讲”。刚才我们聊了政治的力量与局限，还有个关键词就是“比较”。这不仅仅是说比较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当我们把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当做一万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来看待时候，就能站在高处获得一种“比较的视野”，通过比较拓展思路，发现问题。
怎么理解这个“比较的视野”？刘瑜老师举了个特别好的例子：
她小时候看电影，经常看到一句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当然我们现在不这么说了，这句话当时听起来正义凛然啊，我们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问题，作为犯罪嫌疑人当然应该坦白。
但是后来有一天，刘瑜从外国电影里看到了米兰达警告：“你有权保持沉默。”嗯？三观碎裂啊！沉默竟然还可以是一种权力？一个人做错了事情，难道不应该老实交代吗？有一部分人就认为，让人自证其罪是不人道的，“坦白从宽”可能会带来刑讯逼供。
之前我们在解读《想点大事》学习法律思维的时候，详细讲过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人就是辛普森杀的，但是最后陪审团判决辛普森无罪。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判决结果极不符合实质正义，但是它维护了程序正义。
犯罪嫌疑人在公权力，在国家机器面前是极为弱小的，而坚守程序正义的底线就是为限制强势的一方，杜绝公权力完全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只有站在立法者和决策者的角度才会有这样的考量。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听说过米兰达警告，也就不会去思考“坦白从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就是获得“比较视野”之后的洞察力。它与我们的见识直接相关，当我们见过、听过、走过、思考过得越多，我们才越容易把现实当做“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如果我是一只井底之蛙，就会因为狭隘而狂妄自大，永远没有办法获得反观自身的视角。
思想家齐泽克曾说：“要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比想象世界末日都要难。”
我们看科幻电影，地球毁灭，人类甚至可以在宇宙中四处殖民，但他们所信奉的依然是资本主义以及与资本主义相配套的政治制度。为什么？
就因为我们活在其中，笼罩我们的经济政治制度限定了我们思想地平线的边界。
梁文道在刘瑜老师付费课程的推荐语中说：
每当我们谈论国际问题的时候，难免要说到别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比较，看看除了我们现在的做法之外，还没有没别的办法与出路。
政治绝不是一条横在眼前的死路，人类现行的所有政治制度都是在历史中出现、形成和演变而来，所有的思想与制度都还有再延伸和变化的空间。而这些延伸与变化都是需要通过比较才能看到的。
《可能性的艺术》这本书，就是要把形形色色的国家纳入我们的视野，建立一个尽可能丰富完整参照系，以此定位和理解各国的政治制度，最后从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这便是我们学习是比较政治学的目的。
政治比较的纬度
接下来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出现了：既然要比较，那用什么指标来进行比较呢？判断政治发展程度的刻度是什么？如果说要比较经济发展程度的话，清晰明了，有GDP和人均GDP，再加上一个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这些指标都是可量化的，基本上就是一目了然。
可是，说到政治发展程度怎么对比呢？比较哪个国家更强大？比较谁更自由？还是比较哪国的政府更清廉？众说纷纭。
作者刘瑜老师是怎么比的呢？她从“联合国幸福指数”上选取了两个国家作为对照组，一个是长期都在榜单前三的北欧丹麦，另一个则是一直垫底的非洲布隆迪。
丹麦经济发达，社会平等，各国都向他投去羡慕的目光，是国际政治界中“别人家的孩子”。而布隆迪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一半的孩子都没学上。从独立以来的这50多年，内部的图西族和胡图族冲突不断，不停地相互屠杀。
这两个极端的对照组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线索：幸福指数排名靠前的国家，他们在政治体系方面更靠近丹麦，而幸福感不强的国家，大多数政治体系更接近布隆迪。
他们两个具体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就是政体性质不同。
丹麦是一个民主问责的国家，从年到今天一直都是民主制度，今天的丹麦政府可以说是非常的尊重民意，不管民众是要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还是增加产假，又或者是不满意现行的医疗改革，政府都尽量予以满足。
而布隆迪，除了年和年两次短暂的民主转型失败之外，一直都处于权威体制之下。
两国的差异只是民主与否吗？不是的。年，布隆迪试图民主转型，随即而来的不是丹麦式的治理提升，而是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血腥内战。当时一边的政治家通过选举上台，可很快就被另一边给暗杀掉了，随即而来的是一场报复性的屠杀，长达10年的内战由此爆发。
年内战结束后，一位父亲是胡图族母亲是图西族的总统上台，这看上去就是一次政治和解与民主转型的大好机会。结果他上台之后却是一副独裁者的样子，打压反对派。年该下台的时候继续参选，搞得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族群冲突再起，数千人死亡，四十万人逃亡。这位领导人后来还被授予了“永恒的最高引路人”的称号，独裁直接写在脸上了。
这么一说好像无论是权威还是民主都救不了布隆迪，问题在哪里呢？这就涉及到丹麦和布隆迪政治体系的第二个重大差异“国家能力”。
在布隆迪，无论是威权还是民主政体之下，政府都没有能力控制冲突，发展经济提供公共服务。所谓国家能力，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征税能力，政府没有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有不少秉持自由放任主义信念的人相信政府越小越好，但是如果政府越小越好，那布隆迪的治理就应该比丹麦要好，因为它的政府小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
丹麦政府的税收占GDP的比例是45%，布隆迪是12%。很多落后国家都是相似的，中非共和国这一数据是7%，尼日利亚是7%，苏丹是5%。而那些和丹麦相似的北欧国家呢？瑞典是44%，芬兰是43%。
所以在刘瑜老师看来，民主问责与国家能力这两个指标，就是政治比较的核心维度。
可能有同学会问，刚才我们不是说像布隆迪这样的国家，似乎无论是民主还是威权好像都没用，干脆就看国家能力不就可以了吗？当然不行。
如果国家能力的强大与否就直接代表了政治发展程度的话，中国古代的秦朝就应该是最好的政治体系了。过去的节目我们多次讲到秦制的残暴，在那样的国家里，不用说征45%的税了，皇帝要征我们的命都是没问题的。当时万人口，竟然可以强征上百万人去修建长城和阿房宫，国家能力无比强大，但是谁又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呢？
所以，衡量政治发展的两把标尺缺一不可。打个比方，国家能力就像是一个政体的发动机，而民主问责就是政体的方向盘。如果没有好的发动机，车子根本跑不起来，但如果只有发动机没有方向盘，最后一定是车毁人亡。
我们想象一下，民主问责作为横轴，国家能力作为纵轴，比较政治的坐标系就出现了。有的国家处于第一象限，很民主，国家能力都很强，像是丹麦。有的国家处于第二象限，国家能力很强，但是民主问责不足，比如俄罗斯。有的国家处于第三象限，已经很民主了，但是国家能力较弱，像是印度。而布隆迪这样的自然就是处于第四象限。
我们看看脑海中的这张比较政治的坐标图，政治不像经济发展那样是线性的，他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的。
总结
总结一下，这期节目都说了些什么：
首先，俾斯麦用一句话“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在强调政治的力量的同时，也表达了它的局限性。政治并非只是等着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它本身也可以成为塑造整个社会的根本力量。想想20年前后的委内瑞拉，想想朝鲜与韩国，政治的力量在他们身上一览无余。
但政治也并非万能的魔法，政治仍在社会之中，相似的政治理念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世界本身太过于复杂，我们确实找不到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政治配方，但是我们还是能从差异中寻求到一定的规律。
其次，学习比较政治学的关键，是拥有一种比较的视野，把形形色色的国家都纳入其中。当我们拥有了一个丰富完整的参照系，才能把眼下的现实当做“一万种可能之一”来对待。从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
最后，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有两个核心维度，一个是民主问责，另一个是国家能力，缺一不可。民主问责是横轴，国家能力是纵轴，比较政治的坐标系就出现了。每个国家都在这个坐标系上拥有一个对应的位置。政治发展并非像经济发展一样的是线性的，它被两个刻度同时标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开来。
好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先聊这么多，下期节目我们一起从历史的长河切入，来看看我们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大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