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北郊秦汉墓出土的铜镜
《文博》年03期岳连建
年5月至年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配合西安北郊高新技术开发区基本建设过程中，发掘了余座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文物，其中不乏大量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物精品，铜镜就是其中之一。
本次共计出土战国至东汉时期的铜镜面（包括6面采集品），分出自座墓葬。其中出两面铜镜的墓6座，出一面铜镜的墓95座。保存完整的铜镜81面，占铜镜总数的71.1%：有残缺的铜镜33面，占总数的28.9%。铜镜的种类很多，这一时期铜镜的主要品种几乎都囊括在内。根据铜镜背面装饰花纹以及镜铭的不同，我们将这批铜镜大体分为弦纹、连孤纹素面镜、花瓣镜、四山字纹镜、蟠螭纹镜、羽状纹镜、涡状地连弧纹镜、龙纹镜、草叶镜、花卉镜、铭文镜、星云镜、日光镜、昭明镜、铜华镜、日有熹镜、花鸟镜、禽兽镜、四神镜、云雷纹镜、博局镜、长宜子孙镜、龙虎镜、双虎镜等大类。由于镜类繁多，本文篇幅有限，下面仅选择各个时期的代表镜类及其精品进行重点介绍，并对本次出土铜镜的时代特征及装饰艺术等作以简要的分析。
花叶纹镜年陕西省交通学校工地（以下简称98交校）
I区67号墓出土。圆形，稍残，体轻薄，镜面平，镜背周边锈蚀较重。四弦钮，云雷纹方形钮座，外围凹面带方格。纹饰由地纹和主纹组成。地纹为圆涡纹及三角雷纹组成的云雷纹，规整而致密。主纹为从钮座四角向外伸出的连贯式花瓣，每组两瓣，呈十字交叉，将镜子背面分成均匀的四个区，每区边缘的中部，各向内伸出一朵“U”形外卷花叶裹托着的花瓣。镜背纹饰疏密有度，地纹与主纹搭配得当，非常和谐，给人一种清新雅丽之感。镜边为素卷缘，直径10.2厘米，时代为战国晚期（图一）。
蟠螭菱纹镜年西安文景苑房地产公司工地23号墓出土。圆形，完整，体轻薄，镜面平，局部光亮可鉴，保存状况良好。三弦钮，圆钮座，外围一周凹面圈带。纹饰由地纹和主纹组成。地纹为点状纹，碎小而密。主纹为四组相间分布的蟠螭纹和回形菱形纹。蟠螭四肢弯曲反转，颈部后弯，睁目张口，作回首反顾状。图案布局合理，蟠螭形象生动，富有美感。宽素卷缘，直径11.8厘米，时代为战国晚期（图二）。
连弧纹素面镜年陕西中财印务公司工地7号墓出土（以下简称00中财或01中财）。圆形，完整，镜体大而轻薄，镜面平，镜背青灰色，保存状况较好。三弦钮，圆钮座，外围一周凹面圈带。其外有一圈凹面宽条带围成的八内向连弧纹，连弧的外角直抵镜缘。该镜形体巨大，装饰简洁大方，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大型铜镜。平素卷缘，直径20.8厘米，时代为西汉初期（图三）。
双龙纹镜98交校I区53号墓出土。圆形，完整，有裂纹，体轻薄，镜面微鼓，镜背青灰色，保存状况较好。三弦钮，圆钮座，外围一周凹面圈带。纹饰由地纹和主纹组成。地纹为圆涡纹（亦称云纹），主纹为两条对称分布并相互交缠的龙纹。龙头朝外，兽面形，两柳叶形小立耳，双目外鼓圆睁，长宽鼻，面相比较奇特。头部伸出一弯曲长须状的条带与另一龙的尾部相交。龙身细长，呈“3”形弯曲，尾部与另一龙头相接。四条腿较粗壮，作爬行状。图案构图精美，龙的形象生动，飘逸洒脱，动感十足，给人一种飞龙在天，潜龙入渊的感觉，极富艺术感染力。该镜不见于前人著录，是一件难得的铜镜珍品。宽素卷缘，直径10.6厘米，时代为西汉早期（图四）。
四叶蟠虺纹镜00中财61号墓出土。圆形，完整，体轻薄，镜面微鼓，保存状况良好。三弦钮，圆形钮座，外围一周凹面圈带。纹饰由地纹和主纹组成。地纹为圆涡纹。地纹之上，从钮座外凹面圈带边缘伸出四朵向内卷曲的花叶，将镜背均匀地分为四区，区间分布着两两相对的两组蟠虺纹，一组身躯蟠曲，一组身体舒展，略呈“S”形弯曲。图案对称布局，疏密得当，清晰明快，是一面较为少见的精品铜镜。宽素卷缘，直径8.5厘米，时代为西汉早期（图五）。
四乳铭文镜年方新村工地27号墓出土（以下简称97方新村）。圆形，完整，体轻薄，镜面微鼓，镜背青灰色，有一道裂纹。二弦钮，方钮座，外围凹面带方框。方框四角与双线凹面V纹相对。方框四边中心点外各一枚带圆座乳钉纹，四乳两侧各一篆体铭文，字体较大，从上逆时针读为"常乐未央，长毋相忘气该镜字体优美，字义吉祥，反映了古人向往幸福生活，追求真挚感情的美好愿望。宽素卷缘，直径8.3厘米，时代为西汉早期（图六）。
草叶纹镜98交校I区号墓出土。圆形，完整，体较轻薄，镜面微鼓，镜背黑灰色，保存状况良好。半球形钮，四叶纹钮座，外围凹面带方框。方框外围绕一周铭文带，每边两字，字体有篆隶风格。两字之间用双线相隔，从右向左逆时针读为“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方框四角各向外伸出一组大小各一的双瓣叶，将镜背分成四个区。各区分别以一带圆座的乳钉为中心，乳钉圆座外各伸出一锥状三角形叶片，每个乳钉左右各有一株二叠式草叶纹。边缘为内向十六连弧纹。该镜图案装饰华美，配列整齐，错落有致，典雅而协调，不失为汉境中的精品，同时也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镜类。直径13.6厘米，时代为西汉早期晚段（图七）。
螭龙纹镜98交校III区22号墓出土。圆形，完整，体较厚重，镜面微鼓，镜背青灰色，保存状况较好。连峰式钮，圆形钮外缘伸出三直线相连的圆座乳钉，将镜背等分为四个区，每区填饰一条螭龙纹。龙眼、龙嘴及大腿根部呈星点状凸起，四条腿粗壮有力，四趾尖爪。龙身呈"S”形弯曲，长尾下弯及边，作回首张嘴奔跑状。边缘为内向十六连弧纹。龙纹图案姿态优美，大气磅礴，富有动感，艺术感染力强。此类铜镜兼具蟠螭纹镜与星云纹镜的一些特点，因此学界有人认为螭龙纹镜是蟠螭纹镜的发展，为星云纹镜的前身。直径11.6厘米，时代为西汉早期晩段（图八）。
博局龙纹镜年明珠花园15号墓出土。圆形，完整，形体较大，镜面微鼓，镜背青灰色，镜缘及图案局部成锈较重，整体保存状况较好。半球形钮，四叶纹钮座，外围凹面带方框。方框四角外有四个圆座乳钉，将镜面分成四个区间，每个区间各饰一条龙纹，龙纹之上叠压着凹面博局纹。龙头上有一长弯角，龙眼圆睁，嘴大张，口吐长舌，龙身呈“S”形弯曲，龙背上有羽毛状装饰，龙身上的星点状凸起与螭龙纹相似。边缘为内向十六连弧纹。该镜图案博局纹配列规整，龙纹飞腾飘逸，形象生动，是本次出土铜镜中图案最为精美者之一，也是非常罕见的汉镜珍品。直径16厘米，时代为西汉中期（图九）。
圈带云雷纹镜98交校III区36号墓出土。圆形，完整，镜体较大，厚重，镜面微鼓，镜背青灰色，保存非常好。半球形钮，并蒂连珠纹钮座。钮座外两圈凸弦纹带将镜背分为两区。内区为铭文圈带，铭文右旋读，文曰：“清冶铜华以为镜，照察衣服观容貌，丝组杂以为信，宜佳人”。因铭文中有“铜华”、“宜佳人”句，故此镜又名“铜华镜”、“佳人镜”。外区饰一圈由圆涡状云纹和对置重三角雷纹组成的云雷纹带。素平缘。该镜铸工非常精良，镜体规整厚重，铭文、图案异常清晰，表面处理极好，至今光亮如新，令人惊叹。直径14.7厘米，时代为西汉中期（图十）。
日有熹连弧铭带镜98交校III区52号墓出土。圆形，完整，镜体大而厚重，镜面外鼓，镜背青灰色，保存较好。半球形高钮，四叶纹钮座，四叶间有水滴形饰。钮座外一周短斜线纹和一周凸弦纹带。其外为八内向连弧纹带，连弧之间有简单的纹样装饰。连弧纹带之外的两圈短斜线纹之间为铭文带，铭文右旋读，文曰：“一日有熹，月有富，乐无事，宜酒食，居而必安，长无有忧患，竽瑟侍，心志欢，乐己茂，固常然兮”。该镜形体大，铸造精良，纹饰简洁明快，铭文长而清晰，是一面较为少见的汉镜佳品。宽平素缘，直径17.6厘米，时代为西汉中期（图十一）。
日光连弧铭带镜97方新村19号墓出土。圆形，完整，镜体较小，镜面微鼓，镜背青灰色，保存良好。半球形钮，圆形钮座。钮座周边均匀地伸出四条左旋短弧线。其外有一圈内向八连弧纹。连弧纹外有两个细线弦纹圈带，期间配置铭文，铭文右旋读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每字之间以"田"字形和涡状卷云纹交错间隔，字体为篆隶式变体。窄平素缘凸起，直径6.9厘米，时代为西汉中期（图十二）。
星云连弧纹镜97方新村11号墓出土。圆形，完整，镜体较厚重，镜面微鼓，镜背青灰色，局部起锈，整体保存尚好。连峰式钮，圆形钮座。钮座外为一周内向十六连弧纹带，其外伸出四枚对称分布的三短线连接的圆座乳钉，将镜面分成四个区，每个区间填饰一组星云纹。星云纹由一条带状曲线连接的五枚小乳钉组成。其外有一圈双线弦纹带将星云纹围住。边缘为十六内向连弧纹。该镜图案似为一片点缀着四颗巨星的繁星璀璨的夜空，体现出古人对神秘宇宙的自然崇拜和无限向往，同时也反映了汉代人们的一种审美情趣。星云镜流行时间较短，出土数量相对较少，所以这面保存较好的星云镜也是不可多得的汉镜佳品。直径10.2厘米，时代为西汉中期（图十三）。
四乳禽兽镜01中财59号墓出±o圆形，完整，镜体较大，厚重，镜面鼓，镜背棕红色，保存良好。半球形钮，四叶纹钮座。四叶纹之间有"长宜子孙"四字铭文。座外一■周凸弦纹带。其外两圈短斜线纹带之间为禽兽纹圈带，四个带四叶纹座的乳钉分布其间，将图案分成四区，区间填饰珍禽、瑞兽和羽人。一组为雏鸡与凤鸟相对昂立而鸣，凤鸟高翎长尾，展翅欲飞，雏鸡肥硕可爱。一组为白虎追逐独角羊，白虎身体硕大，威风凛凛，独角羊急于逃命，颇显无奈。一组为蟾赊与龙相对，蟾蜂身体直立，舞动前爪，龙昂首站立，似与蟾蛛对峙。一组为羽人戏龙，人龙相对，羽人跪蹲，抬手向前，龙则昂头抬腿，似在起舞。该镜图案刻画细腻，线条流畅，羽人、动物形象生动活泼，富有情趣，艺术感染力强，为汉镜精品。宽平素缘，直径13.3厘米，时代为西汉晚期（图十四）。
四乳四神镜01中财90号墓出±o圆形，完整，镜体较轻薄，镜面微鼓，镜背棕黑色，保存良好。半球形钮，四叶纹钮座。钮座外两圈短斜线纹带之间为四乳四神纹圈带。圈带内四枚圆座乳钉将图案分成四个区，每区填饰四神图案，上、下、左、右分别为玄武、朱雀、白虎、青龙。值得注意的是，镜中的青龙、白虎排列与常见的四神排列方位不同，不是左青龙，右白虎，而是左白虎，右青龙。不过，这种现象在《中国铜镜图典》收录的两面“四神博局”镜中也存在，说明汉代时的四神排列方位并不是绝对固定的。该镜的四神图案刻画细腻，形象生动，线条流畅，唯四神中的玄武有所简化，仅为龟的形象。宽平素缘，直径6.6厘米，时代为王莽时期（图十五）。
四乳禽鸟镜00中财46号墓出土。圆形，完整，体厚重，镜面外鼓，保存状况良好。半球形钮，四叶纹钮座，外围一周凸弦纹带。其外两圈短斜线纹带之间为禽鸟纹圈带，四个圆座乳钉分布其间，将图案分成四区，每区有一只禽鸟。鸟体肥硕圆鼓，形态不尽相同，或昂首站立，或低头觅食，或回首翘望，或安然信步。鸟的左右两边填饰有单线卷云纹及折线卷云纹饰。宽平厚缘，上饰一圈三角锯齿纹及一圈双线波折纹。该镜主题图案简洁大方，边缘装饰精美细致，二者相得益彰，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直径11.9厘米，时代为王莽时期（图十六）。
四神博局镜98交校III区54号墓岀土。圆形，完整，镜体大而厚重，镜面微鼓，镜背青灰色，除镜缘局部锈蚀外，图案花纹部分保存非常好。半球形钮，四叶纹钮座，座外凹面方格。四叶与方格之间填饰有细线花纹。方格四角外分布着四个带并蒂连珠纹的小乳钉。博局纹和四乳钉划分的四区内，分布着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为主的花纹图案。其中青龙配蟾赊及一鸟，白虎配一蛇一鹿，朱雀配长尾飞鸟、奔跑的玉兔和执三枝灯的羽人，玄武配双兽一鹿，其余空间填饰卷云纹等。其中的四神形象生动传神，线条细腻流畅，富有美感。所配动物及仙人图案也一丝不苟，起到了很好的陪衬作用。该镜图案繁复华美，精细非常，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和美的享受，是一面工艺精湛、艺术价值极高的汉镜精品。宽平素缘，直径18.5厘米，时代为王莽至东汉早期（图十七）。
长宜子孙连弧纹镜年西安嘉惠制药厂工地出土。圆形，镜体巨大，厚重，镜面外鼓，镜背棕红色，稍有残缺。半球形钮，四蝠形叶钮座，蝠形叶间有"长宜子孙”四个长脚花式篆铭文。一周凸弦纹带外为八内向连弧纹圈带。八连弧间有“寿口金石，宜官位兮”铭文，其外一周凹面圈带。该镜形体巨大，铸造精良，为汉镜中所罕见。其纹饰简洁大方，长脚花式篆铭文别具一格，是东汉中晚期具有代表性的铜镜之一。宽素平缘，直径23厘米，时代为东汉中期晚段（图十八）。
本次出土铜镜的时代，涵盖了战国晚期至东汉的各个时期。由于没有发现有纪年铭文的铜镜，铜镜相对于陶器来说又是耐用消费品，其使用时间相对较长，而且每一种铜镜都有一个较长的流行时间段，所以就为铜镜的准确分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由于绝大部分铜镜都是墓葬所出，有着比较丰富的背景资料，铜镜自身又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因此，结合铜镜所出墓葬的形制以及伴出陶器、钱币等资料，对这批铜镜还是能进行比较准确分期的。
这批铜镜初步分为战国晚期、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王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和东汉晚期八大期。其中两汉时期的铜镜数量和种类最多，战国晚期的相对较少。这种现象虽然和本次发掘墓葬的时代主要集中在两汉时期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反映了汉代铸镜业的发展繁荣以及丧葬礼俗方面的变化情况。从铜镜的类型及时代特征来看，战国晚期主要流行弦纹素面镜、连弧纹素面镜、云雷纹地花叶镜、蟠螭菱纹镜、蟠螭纹镜、四山镜等。其主要特点是镜体薄而轻巧，镜面平直，平缘或上卷缘，流行弦纹钮，圆形或方形钮座，花纹繁复，地纹发达等。西汉早期铜镜，前段主要沿袭战国晚期铜镜的作风，镜体依然较轻薄，纹饰题材也和战国晩期铜镜大体相同，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题材和纹饰变化，但仍然保留了许多战国晚期铜镜的特点。后段逐渐出现了许多新的镜类，如铭文镜、草叶纹镜、花卉纹镜、螭龙纹镜等，新出现了以四乳钉为基点的主题纹饰四分法布局形式。西汉中期是汉代铜镜的一个大发展期，除草叶纹镜继续流行外，新出现了许多镜类，如星云镜、日光镜、昭明镜、铜华镜、日有熹镜、博局龙纹镜、圈带云雷纹镜等。镜体逐渐变厚，半球形钮完全替代了前期的弦纹钮；花纹简洁素朴，地纹完全消失，铭文成了铜镜纹饰的组成部分。西汉晚期除继续流行日光镜、昭明镜、连弧铭带镜外，新出现了四乳四虺镜、四乳禽兽镜、四乳四神镜等。王莽及东汉早期是汉代铜镜的又一个繁荣期，除博局镜开始流行外，还产生了新的铜镜纹饰题材，出现了四乳禽鸟镜、多乳禽鸟镜以及以四神为中心的形象各异的禽鸟、瑞兽镜。禽鸟、瑞兽、四神成了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装饰图案，涌现出许多形体较大、质地厚重、图案繁复精美、造型生动、刻画细腻、铸造工艺精湛的镜中珍品。东汉中晚期是汉代铜镜的又一个重要发展期，出现了许多新的镜类。如东汉中期出现的四蝠形叶钮座、长脚花式篆铭文的连弧纹镜，晚期的三角缘龙虎镜、双虎镜等。
总之，西安北郊秦汉墓出土的战国至东汉时期的铜镜，不仅数量大，镜类繁多，时代性强，而且精品众多，装饰华美，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铜镜类型、时代特征、铸造工艺以及墓葬分期，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可资借鉴的断代标尺。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历史、经济状况、文化交流、工艺美术以及人们的审美意识等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