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柳鸣九去法国游学期间拜谒了萨特墓
尽管这一段时间，早有预感，一种不祥、难过、不舍、惋惜的情绪一直萦绕着我，但这一刻还是来了。今天凌晨3点40分，我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翻译家、散文家、出版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我国法国文学研究领域泰斗级人物，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中国图书奖的获得者，为中国读者留下雨果、左拉、蒙田、卢梭、加缪、司汤达、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莫泊桑、都德、梅里美、加缪、圣爱克·苏佩里等名字，第一个把萨特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来中国的中国学者，最后一部翻译作品是深受中国小读者喜爱的《小王子》的翻译家，甚至为自己最后一部作品起好了书名叫《麦场上的遗穗》的作者，自喻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的柳鸣九先生，于年12月15医院，收住了他那双纵驰中西文坛七十载、关爱老少读者几代人的目光。
享年88岁。
柳鸣九，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柳先生的夫人朱虹先生，是英美文学研究大家。
柳先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用他自己的话说，“写的和译的有四五十种吧，编选的和主编的图书有多册吧。”他家里的书房，堪称他一生成果博览会。更重要的是，柳先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从他身上能看到一位中国作家对文学事业的无限追求，一位中国学者对学术研究的不懈坚持，一位传统文人的人文情怀、人文精神和文学使命、文化担当。走近柳鸣九先生，才知道什么叫皓首穷经、著作等身、心无旁骛，什么叫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什么叫寒窗不知苦、嚼字自觉甜，什么叫耐得住寂寞、受得住灵魂。
年12月14日中午时分，是我和柳先生交流的最后时刻，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的读秒阶段。疫情阻断了我对老人的探视，但这一段时间互动仍然频繁。在视频里，弥留之际的柳先生听到他家人说我的名字、听到我的声音了，竟然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动了动嘴，脸上有了生动。今年9月7日，我和社科院负责老干部工作的同志在做好严格防护工作的情况去看他，已是风烛残年的他依然那么坚强、那么顽强、那么倔强，虽然口不能言，但对我的声音——应该是他生命最后时光里最熟悉的男声依然熟悉，每次听到，必有反应。我告诉老人家，您要坚强，等康复了，我来接您回家。他的家，是一座书城，那是他最感宁静、温馨的地方。他动弹起来，似乎在点头。11月17日，由于护理不方便，家人希望能转一家离家近、医院，我联系北京市和东城区的几位朋友，一听柳先生的名字大家都肃然起敬、热情帮忙，但都得稍等。终于，柳先生等不起了。所幸的是，最后一天，女儿、外孙女和我们守在他的身边，他的远行之舟是在亲人们的呼唤中离去的。遵从柳先生的心愿，我们商量，拟将先生的骨灰一分为三，一份留在北京某处，一个碧波荡漾、绿意氤氲的潭边；一份回到湖南家乡，那里是他梦想的起点，是他人生的归宿；一份送到美国，与儿子的骨灰在一起，儿子英年早逝，是他作为父亲永远的痛，生不能陪死相伴，但愿这多少能慰藉他痛苦半生的心灵。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声闻于天”。柳鸣九驾鹤西行，留声于世，温润众生。愿先生一路走好，在天堂，继续垒他的书城世界，只是，只是别再太累了……
下文，是应柳先生之请，为他的著作《友人对话录》写的序言。
一把钥匙存在的理由
——为柳鸣九先生《友人对话录》而作
作为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文学家之一的萨特没有想到，在他年4月15日逝世之后，他在西方略显寂寥的哲学思想，能在中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以“自我选择”的方式，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和自我创造，张扬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个性主义，让经过真理标准讨论之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进行反思。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中国人心中揣着一千个“萨特”，许多年轻人在“萨特哲学”中寻觅自己的价值观，在“萨特存在说”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在“萨特自由说”中寻求自己的自由度。萨特的那句“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座右铭。
哲学是人类认识自我的钥匙。“萨特”像一把钥匙，开启着不少中国人的心锁。一时间，许多人心中有“选择”，言必称“存在”，文必谈“设计”，中国社会形成了一股“萨特热”。
萨特走红中国，得感谢一位今年已84岁高龄的中国学者——毕生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翻译的大家柳鸣九先生。
柳先生以独到而富有前瞻的眼光，看到萨特“存在主义”的哲学价值，看到萨特哲学在中国的社会价值。年，柳鸣九在中国学界颇有影响的《读书》杂志7月号发表《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在对萨特哲学和文学成果进行不遗余力的推介。他大声疾呼：“萨特是属于世界进步人类的”“我们不能拒绝萨特所留下来的这份精神遗产，这一份遗产应该为无产阶级所继承，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由无产阶级来科学地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一呼声如石破天惊，让中国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塞纳河畔的那位法国学者。
年，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出版、年再版。正是这位被称为法国文学研究领域里“领头羊”的柳鸣九，把萨特隆重地引进中国，领到了中国读者跟前。
此时的萨特，不期而遇地得到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柳鸣九的《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一文发表前后，恰逢中国社会迎来继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的又一场声势浩大的人生观大讨论。
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作者用沉重而激愤的笔调叙述了自己在工作、生活、事业上遇到的种种困惑和痛苦，发出了人生的感叹。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声感叹迅速引发全国范围内许多青年人的共鸣，甚至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层的注意。半年左右时间里，《中国青年》杂志共收到6万多封来信，工矿企业、机关学校，许多人热议之、感叹之、自比之。
其实，这封信是《中国青年》杂志根据当时北京第五羊毛衫厂青年女工黄晓菊的来信和北京经济学院二年级学生潘祎的来信综合编成的，他们二人的来信对人生的迷茫、不解、追问，代表了那个阶段许多年轻人的心理，编辑部决定合二为一，编辑成一封信公开发表，还从他们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署名“潘晓”。
“潘晓现象”持续了半年之久，在中国社会产生的思想涟漪荡漾至今。据黄晓菊后来回忆，一夜成名的她社会活动骤然增多，“许多大学生们纷纷请我参加活动，和我共同讨论萨特”。由此可见，中国问题的“萨特”因素和“萨特”问题的中国因素产生了化学反应，“萨特”成了“潘晓现象”的酵母。正是在这次众目睽睽之中，“萨特”接过柳鸣九先生交付的“签证”和车票，登上了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列车，跑遍全国城乡。
萨特当感谢柳鸣九。
柳先生的确独具慧眼、独运匠心。萨特是有中国情结的，他曾经来过北京人民大会堂、到过天安门城楼。柳鸣九把萨特“请”到中国，算是遂了这位法国哲学家的遗愿。
萨特具有超高的文学成就和较高的哲学成就，不光在哲学著作中表达“自由选择”观，还通过《自由之路》《间隔》等文艺作品表达“自由选择”的主题，使他的哲理思想插上了艺术的翅膀，文学充满哲理、哲学充满文化。萨特，这位资产阶级的批评者、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共产主义的同路者、年诺贝尔奖的拒领者，在柳鸣九的躬引下，走进了中国，也使西方哲学走向了中国大众，做了一次中国人的心理医生和心灵钥匙。
“萨特”走红中国，是改革开放之后一个显著性的文化事件，对外文化交流中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现象，在中国社会的思想星空划出了一道绚彩。柳鸣九先生也因此被学界誉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时至今日，许多介绍萨特的书籍文章，包括互联网上的“百度”搜索、搜索等关于“萨特”的条目资料，大多引自柳鸣九先生的《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一文。
一把“法国钥匙”能打开千万把“中国锁”，是因为这把钥匙可以为人类所共有、对中国有启示。萨特的“自我选择”哲学是对个体意识的承认、尊重、强调，契合了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在个体精神和主体意识上的甦醒。遍地的“小确幸”“小浪漫”“小梦想”“小人设”，让中国社会充满生机。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和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如果没有个体意识的渐醒、个性特征的张扬、个人价值的实现，就不会有主人翁意识、主观能动性、人民主体地位、公民权益的被尊重，也不会有“我的青春我做主”“有体面的劳动、有尊严的生活”，更不会有“人民的梦”“中国梦”这些热词的涌现。没有个体的设计就没有社会的构想，没有个人的梦想就没有民族的梦想，没有个体意识的唤醒就没有国家精神的重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正是融合了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目标的产物。试想，一群浑浑噩噩无所向往的个体能够支撑起一个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社会吗？为社会发展而自我设计，为国家崛起而自定目标，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实现自我价值，是文明的标尺、进步的标杆、民主的标志。
“萨特”这把钥匙也重启了尘封的中国文化之门。无论是《左传》里“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还是北宋大儒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为”，中国人传统精神中的自立、自主、自强意识从来就有，但长期以来受到压抑，甚至在不知、不觉、不敢、不愿中散失弱化。当然，中国公民个体意识的增强并不只是法国公民萨特的功劳，它是中国的民主意识与萨特的自我意识进行文化交流、精神对撞之后的能量释放，是人性的共有、人类的共情。当然，更不仅仅是柳鸣九一己之功，他只是一个有先见、远见、深见的学者在合适的时机做了一件有先见、远见、深见的事情，或者说，他只是一个推销法国“萨特牌”钥匙的中国代理。
但必须承认，柳鸣九对萨特的理解超过一般人。萨特即我，我即萨特，柳鸣九似乎从萨特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惺惺相惜。为萨特宣介，为萨特辨白，为萨特注释，不遗余力。萨特是一把钥匙，柳鸣九也是一把钥匙，一把“中国式钥匙”，他让我们知道除了物欲、功利，还有一种存在叫“精神”；他让我们知道了要在生动实践和火热生活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完成人生的设计，不要当社会的旁观者、时代的冷漠者。
开门之后，人们往往忘记了钥匙的存在。柳鸣九先生并没有想过被人惦记，就像萨特很快被人淡忘。他在自我的欣慰中从容地老着，在晚秋的丰收中执着地写着，青丝被岁月洗白，皱纹写满沧桑，淡泊得如一把不声不响的钥匙，生着锈，等着老。尽管不再光鲜时新，却依然有楞有角，有凸有凹，槽齿分明，随时可以启用。
柳鸣九不仅是满腔热忱的引荐者，还是训练有素的质疑者、充满锐气的批评者。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曾做过一个政治报告，认为欧美文化是“反动、腐朽和颓废”的，作品的主人公都是“骗子、流氓、色情狂和娼妓”。这种“日丹诺夫论断”长期以来主导着前苏联的文化领域，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对欧美文学的态度，如果不进行彻底批判，外国文学就很难走进中国，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就是一句空话。站在外国文学研究制高点上的柳鸣九看到了这个肯綮。不越过这座冰山就难以领略大海，不铲除这个障碍就难以步入新境，他暗下挑战“权威”的决心。但是，对政治家的批判要有政治的胆识，对思想家的诘问要有思想的利器，对文化故垒发起冲锋要有文化的战略定力和战斗实力。
经过数月的充分准备，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的支持下，柳鸣九于年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外国文学规划会议上，做了一个长达五六个小时的长篇发言，题目就叫《西方现当代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他站在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的立场上，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日丹诺夫论断”发起猛烈批判，犀利深刻，锐不可挡。外国文学所随后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上组织起系列讨论，对柳鸣九的观点进行呼应，起到了打破坚冰、解放思想的作用。这一套“组合拳”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柳鸣九又是一位挑战者、拓荒者、清道夫、建树者。
柳鸣九先生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国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享有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无疑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领军人物。他主持的许多工作、创造的许多成果具有开拓性、独创性和突破性意义。他研究雨果、左拉、蒙田、卢梭、加缪、司汤达、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萨特等的文章，翻译雨果、莫泊桑、都德、梅里美、加缪、圣爱克·苏佩里等的作品，成为一个个文化标志，有的甚至产生了“现象级”影响。
年11月，柳鸣九首次访问法国，拜谒了萨特墓，拜访了萨特的终身伴侣、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等文学大师，同她就萨特的有关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访谈、交流。法国之行，加深了柳鸣九对法国文学的理解和感情，法国文学中关于人的解放的人文思想，追求社会公平合理的启蒙思想，同情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等，以及各种文学流派源泉、艺术风格，洋溢着的浪漫情怀和艺术表现力，吸引着柳鸣九向纵深处走去。
移步换景，柳暗花明，柳鸣九一边尽情地欣赏，一边勤奋地笔耕，风景美不胜收，成果累积如山，蔚为大观，有一种阿里巴巴闯进了藏金洞的收获。他痴迷于异域文化，不计其它，像一位苦行僧，风雨不动地坚守几十年，虔诚地行走在人类文明的欧洲丛林。他的一篇篇文艺评论、评介引起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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