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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是全人类正面临的一场重大传染性疾病，在疫情应对中，不同的国家和个人表现出不同的应对方式和不等的应对效果。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集体主义精神较强的国家和国民表现出了惊人的集体行动能力，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果，而集体主义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防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内在驱动力，对全人类具有重大意义。
1.坚持集体主义精神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必要保障
很多人把自由理解为个体不受任何限制，例如部分意大利民众裸体抗议“强制戴口罩”，认为政府干涉了他们的个人自由，这是不正确的。英国政治哲学家密尔在《论自由》中就强调了：
在全人类都在抗击疫情时，每个人都无法在灾难面前独善其身，每个人也不能确保自己一定不会成为下一个感染者、传播者，戴上口罩其实是保证自己和他人获得健康的自由。从一个社会来说，每个人都有愉快生活的权利，新冠病毒有相当长的潜伏期，也有许多无症状传播的病例，在对他人身体状况不清的“无知之幕”下，每一个不戴口罩的人都有传播病毒的嫌疑，在一些体质不好的人看来，不戴口罩的人是令人恐惧的，侵犯了他人愉快生活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存在的，每个人在实现个人自由时考虑到他人的自由才是真实的、真正的自由。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如果我们在主观上把人看作是孤立的个体，那么我们追求的自由也只能是割裂的、抽象的自由，这种自由的扩大只会导致丛林法则和集体无能。部分西方媒体把中国的封城措施贬低为对公民自由的粗暴干涉，表现出部分人士对集体主义自由的无知，中国人民在这场疫情面前牺牲了作为个人的短期的自由，为防疫工作争取了宝贵时间、空间，有效阻断了病毒的传播渠道，最终使得疫情在三个月内基本实现清零，换来了每个人健康安全地工作、生活的自由。有人说封城会对经济造成影响，经济下行会造成失业，变相伤害了公民的自由。实际上，中国人民选择牺牲几个月的经济发展来集中力量解决疫情，就是为了整个国家尽快从公共卫生危机中脱身出来，给全国人民全身心投入发展建设创造安全的环境，如果选择边抗疫、边发展只能延长疫情，使本国人民不能一心一意谋发展，也使国际友人不敢到还没有解除危险的中国投资、发展，从长远来看对经济的影响更大。事实上，中国人民在家隔离也没有完全耽误发展，许多企业单位借助科技手段实现了线上办公，竭尽全力减小疫情带来的不良影响。
正是集体主义精神指导下的集体自由观念，使中国人民能够很快从这次疫情中脱身出来，去追求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从整个世界看来，首先使疫情得到总体控制的韩国和日本也是拥有集体主义传统的国家，公民能表现出对集体规则的服从，对集体安全的捍卫和对集体利益的尊重，更是从侧面证明了在面对大灾大难时，虚假的个人自由是靠不住的，只有先集体主义精神才能保证真正的个人自由。
2.集体主义精神是衡量公民素质的重要标尺
什么样的人能被称为公民？在法律意义上，公民指具有某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卢梭认为，公民是签订社会契约所形成的共同体中的一员，亦是集体中的一员，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共同体为公民的自由发展提供保障，公民也必须为保卫共同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历史上，当共同体遇到危机时，具有较高公民素质的公民愿意站在集体的立场上，牺牲个人的财产甚至生命去保卫它。例如，二战期间为了保存卫国战争有生力量而不计生死赶往敦刻尔克接回盟军将士的英国企业主和船民，经济危机时捐出自己全部首饰的韩国家庭妇女，被西方坚船利炮震动下举国筹资发展民族工业的明治时期日本国民，汶川地震期间为灾区筹款捐物的中国人民，这些感人的历史事实让我们体会到公民在国家危难之时表现出的责任与担当。
在新冠肺炎爆发下的中国，在国家卫生用品储备明显无法应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时，许多中国人担起了自己的公民义务，千方百计为医护人员和其他一线工作者采购回大量的医护用品；也有很多人自发组成了志愿服务队或加入志愿组织，维护着城市的正常运转；更多人管住了自己，牺牲个人正常生活和休闲娱乐，坚决服从国家防控统一部署，尽到自己一份义务。在全国公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艰难地度过了最吃紧、最危险的时期。但我们也看到，部分公民的行为表现出其公民素质的缺失。当全人类共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在国外，一些学生不顾校方劝阻，仍旧组织了庆祝假期的游行集会。在国内，亦有人隐瞒病情给防疫工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更有甚者偷溜出国看球赛，结果染病回国，为千夫所指。这些都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
守己是一个公民的基本素质要求，在疫情面前，守己就是服从整体防疫工作安排，同心协力为一线工作者减轻压力，为国家减少损失。奉献是更高层次的公民素质要求，这些优秀的公民不计回报，为全国的防疫工作出力、出资、筹物。集体主义精神是守己和奉献最好的概括，亦是这场全民防控战的精神驱动力。当下，境外疫情开始吃紧，国际主义是集体主义精神的更高层面、更大范围的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人会把自身视为世界的公民，共同应对这场危及全人类的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例如国际友人对华援助和中国对外派出医疗队等。人们表现出的集体主义精神，会成为衡量公民素质的标尺，把个人素养和国家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3.集体主义精神是凝聚综合国力的关键纽带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拥有集体主义传统的国家，在以梁启超、孙中山为代表的近现代进步人士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后，中国人民在内忧外患中磨练出以爱国主义为主要表现的集体主义精神，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传承至今。历史告诉我们，越是面对重大的危机和灾难，就越是考验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通常表现为动员力、组织力和规划力。本次抗击疫情的过程充分表现出一个拥有具备集体主义精神国民的国家能够凝聚起举国之力，在短时间内集结起来共同应对眼前的危机。
具体看来，在组织生产方面，疫情爆发时正值春节假期，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规划的号召动员下，医药相关企业纷纷召集员工复工复产，工人们积极响应，主动放弃难得的假期投入到救国救民的生产运动中。一些非医药企业甚至自己购进设备，调整生产线，转而投入到紧张的医药资源生产中，其中有打出“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标语的五菱汽车，也有从国外购进设备迅速形成生产力的比亚迪。在危机面前，无论国企和私企，高管和员工，都在集体主义精神的指引下作出个人牺牲，全力支援国家，形成了巨大的抗疫生产力，使得医药资源紧张的局面得到迅速缓解。在医疗方面，数万部队和地方的医务工作者组成多批次援鄂医疗队，在国家统一部署下进驻湖北，医院，并在短时间内形成诊疗能力，迅速解决了医务工作者不足的问题。在基层志愿服务方面，仅是武汉市就动员组织了十多万名党员干部、社区干部和志愿者下沉到社区，重点帮助困难居民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在一段时间的调整适应期后，整个社会运转逐渐顺畅有序，体现出了基于集体主义精神的国家动员力、组织力和规划力。相反，在部分集体主义精神不足的国家里，政府能动用的资源有限，群众亦缺乏响应政府的集体主义精神，有的官方人士不得不提出被称作“佛系抗疫”的无为政策方案，也难以动员企业转行生产国内紧缺的医疗物资，引发国内外网友的不满和调侃。
由此可见，集体主义精神是动员国家力量的精神纽带，只有在集体主义精神教育下成长出的国民们才能在关键时刻被充分组织动员，并把强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坚实的物质力量，在危难之际给国家共同体以可靠的支持。
从原始人为生存组成部落共同猎食到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树立起的盟军旗帜，集体主义精神是人类在一次次共同面对危机中积累下的精神财富，不专属于任何一个意识形态。在全球联系越来越紧密和世界性难题越来越凸显的当下，集体主义彰显了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当“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之时，真正的人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参考文献：
[1]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2
[2]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