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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曲村——山西晋文化墓地发掘历程
选自《中国文化遗产》年04期,李伯谦
年代初,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侯马晋国遗址考古大会战,揭开了从考古学上探索晋国历史的序幕。年,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和山西省文管会副主任张颔先生商定,接收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到曲村三张古城(即后来的侯马古城)进行毕业实习,北大指定青年教师高明总负责,山西派出从北大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的张万钟担任实地辅导,从此北大和山西便开启了至今已近半个世纪的合作探索晋文化之路。近五十年来,我们在这条路上,虽历尽艰辛,但也不时品尝到别人难以体会得到的欢快和喜悦。回溯这一历程,作为一名已有33年队龄的我们这个合作团队的一员,我感到十分欣慰,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前进了,我们还将将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去争取新的成果。
年秋天的实习,北大4名学生任常忠、胡仁瑞、辛占山和白云哲在张万钟先生带领下,围绕三张古城做了调查,并对三张古城进行了试掘。从城墙夯土包含的陶片证明,城的时代不晚于战国,而城墙叠压着的文化层早的可到西周晚期,晚的约为春秋,同类的文化层在附近的曲村和天马都有分布。这是继通过侯马会战证明“侯马晋文化遗址即是公元前年晋景公所迁的晋国最后的都城新田”之后,确定的又一处重要的晋文化遗址。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同学们又经受了一次实战锻炼,也为晋文化考古提供了新的线索。
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浩劫,打破了苏秉琦和张颔两位先生原定的联合探索晋文化的部署,但并没有摧毁大家坚持学术研究的信念。年,当北大又开始招生,又恢复专题实习之后,邹衡先生又带领76级毕业班的何勇、吕智荣、阿不里木、张金茹、翟良富、杨亚长、刘超英等同学来到晋南,在年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更大范围的调查和试掘,在田野工作的后期,我也有幸加入了这个队伍。这次实习,山西省里派出了有丰富田野考古经验、长期在侯马考古工作站工作的的吴振禄担任辅导,吴先生是我的学长,在北大读书时就认识,这次合作,当然会更加愉快舒畅,另外还有技工马刚和吕剑峰协助工作,翼城县博物馆也派出赵士元和青年人李兆祥给予配合,在北大进修的吉林大学教师许伟自始至终参加了辅导工作。这次实习,参加的人多,时间较长,取得的主要收获有:
确认该处遗址东到天马、西到曲村、北到北赵、南抵滏河,是迄今由西境内发现的最大的晋文化遗址;
发现了大规模的曲村北晋文化墓地,发掘11座西周墓葬,内有铜器墓1座;
在此遗址范围内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东下冯类型文化遗存;
提出了晋系文化从西周至战国连续7个阶段的分期标尺,极大的推进了晋文化研完的深入。
这些成果在邹衡先生主笔的《翼城曲沃考古勘察记》一文中作了详细报道。
曲村一天马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工作的成果,很快在考古界引起了反响,大家都注意到了该遗址在研究晋文化上的极端重要性。北大从培养学生角度考虑,也认为遗址堆积厚、文化多样、内涵丰富,是培养田野考古能力极好的实习基地。于是,双方协商决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借助北大考古专业本科生实习,扩大发掘面积,希望有新的突破。根据协议,很快成立了由双方人员共同组成的曲村一天马考古队,制订了长期工作和研究规划。
年、年、年、年、年、年对居址和曲村北墓地的发掘及从年至年多达7次的晋侯墓地的发掘,都是在这一规划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在断断续续长达二十多年的田野发掘中,北京大学先后有邹衡、李仰松、李伯谦、王树林、高崇文、权奎山、刘绪、蒋祖棣、苏哲、张辛、王迅、徐天进、孙华、吕文渊、靳丽伟、方月妹、杨哲峰、雷兴山、孙庆伟等近20位教师和工作人员来到曲村,山西省文管会(后又成立考古研究所)参加工作的有叶学明、罗新、吕剑峰、王勇、杨林中、马刚、梁子明、田建文、李夏廷、张奎、商彤流、张崇宁、吉琨璋等十多位同志,此外还有在北大进修、来自南京大学的宋建,特地请来参加辅导的内蒙考古所的吉发习等先生以及曲沃县文物部门的杨满堂、席为民、孙永和等同志,参加实习的本科生、研究生、培训班学员、进修生、外国留学生等多达五、六个班次多人。大家沐风栉雨、不畏寒暑,一心扑在工作上,留下了太多的感人事迹。担任领队的邹衡先生,为了抓紧时间整理发掘资料编写报告,年春节家也没回,一直坚持住在工地。作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代表、担任副领队的叶学明先生,家不在侯马,也不在太原,而在北京的大兴,为辅导学生和保障考古队各项工作的顺利运转,只要是开工期间,只要有实习的学生在,一次也没有回过家。曲村考古队成了一个大家庭,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经常交换看法,切磋学术,其乐融融。但不必讳言,因站的角度不同,考虑问题的侧重点不完全一样,有时也难免产生矛盾,甚至有过争执,但双方都能做到换位思考,从大局出发化解分歧。北大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领导换过好几任,每一任领导都要来工地,或参观指导,或帮助解决困难,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正是由于双方领导的重视,双方队员的相互信任与友谊以及实习同学们的热情好学,才使得晋文化考古不断有新发现,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从年到年,曲村考古队在邹衡先生领导下,共揭露面积平方米,发现各时期房址6座、灰坑个、陶窑9座、灰沟16条、道路1条、水井8口、墓葬座、祭祀坑58个、车马坑14座、从葬坑1个,其中绝大部分为西周时期遗存。这些发现,已全部收入邹衡先生主编、凝聚着曲村考古所有参加者心血的《天马一曲村(-)))考古发掘报告。这是我国考古学史上,除殷墟考古系列发掘报告之外,份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部考古发掘报告。这部报告以大量的材料、确凿的证据证明曲村一天马遗址是又一处晋国都城,而且是西周时期的晋国都城,这无疑是晋文化探索的重大突破。
墓葬是发现的最重要的遗存,年代发掘的墓葬无一座被盗。但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盗墓之风也吹到了曲村,在北赵村南盗出了积石积炭的大墓,于是同盗墓恶行作斗争,便成了考古队头等重要的任务。至今我们还清楚记得,田建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如何风风火火从太原赶回曲村,告诉邹先生他听到的盗墓的消息,邹先生如何趁去洛阳开会的机会,通过林小安先生向国务院反映盗墓的情况,在西安举办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山西省文物局局长张希舜和时任北大考古系系主任的我如何同国家文物局领导研究对策;刘绪老师和我如何同参加盗墓者面对面的谈话;国家文物局如何当机立断批准抢救发掘……
晋侯墓地的发掘,从年至年初进行了7次,共发掘出晋侯及夫人墓9组19座,陪葬墓、祭祀坑各数十座,车马坑1座(发现10座)。根据墓葬排序、墓坑及墓道形制变化、墓坑填土积石积炭的有无与多少、祭祀坑的有无与多少、随葬品组合及形制花纹的变化以及青铜器铭文的有关内容,发掘者将9组晋侯及夫人墓排出了先后次序,确定其为从晋国第二代国君燮父至第十代文侯共9位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这是迄今西周考古最重大的发现,它不仅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晋世家》关于晋国世系记载的正确,复原了西周晋国的历史,还为西周考古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分期标尺。年、年该墓地的发掘连续两年被评为当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在此之后,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琨璋主持的晋献侯附属车马坑(北赵1号车马坑)的发掘,48辆车、匹马及装甲(铜片)车的发现,成
为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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