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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史学述评
历史学研究典范的改变始终是同时代变化相适应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典范危机”，就需要新的“典范”与之适应，历史之所以不断地要被重写，就是因为时代在不断变化。历史问题虽“盖棺”，但“论”永不会“定”，每一代人都需要用于己、于时代最有意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认知历史。
自从19世纪中叶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历史学的研究典范就已经历了许多方向性的转变，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其研究典范就经历了多次转向，但不管如何变化，还是有没有改变的东西——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历史学家认识过去的基本方法没有受到挑战，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新理论、新方法，去研究诸如社会、性别、妇女等新主题——实证主义和理性分析依然是史家的最后立场。
但从20世纪60年代后，一切都不再一样了，揭竿而起的后现代主义对史家只有用实证和理性分析才是历史认识之路的立场开始了质疑。当然，这个质疑并不只限于历史研究领域，它几乎已经扩展到所有的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这即是所谓的“后现代转向”。
20世纪语言哲学的发展也告诉人们，语言并不是透明的，可以如镜子一样映照出人想要表达的意旨。语言一样有其结构，是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之外的实体，人不仅用语言来表述自身，其自身思维亦由语言决定。从此角度出发，一些人认识到:历史研究就是一种徘徊在语言和过去之间的一种智力活动。有人甚至认为:过去是“语言的囚室”，或强调“历史书写是互为文本的语言学上的建构”。
这些观点虽有些极端，也自有其深刻性在，表明语言不是中立的，它们不仅承载意义，还承载目的，这也是哲学家重视语言及由语言所连缀而成的叙述之原因。进而言之，人们不仅应该重视历史作品所使用的语言，也要重视其所采用的叙述形式，如海登·怀特之言:“20世纪语言哲学给我们的教导便是，脱离了真理的表现及其形式，就没有任何真理存在。
如果真理在我们面前以说话的方式陈述自身，那么讲话的形式与内容一样重要，你不能区别对待。”形式并不仅仅被内容所决定，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如同语言可以决定人的思想一样，形式亦可决定内容。而由词语组合起来的叙述就是语言的再现形式，这就决定它不但不可能如实地再现历史事实，而且还参与了对其所意指之事物的建构。语言及历史著作所采用的形式既然如此富有多歧性，而使用何种语言与叙述形式又取决于人本身。作为一个历史性和现实性交汇的产物，人自身之主观性与历史性自是毋庸置疑。
受此“后现代转向”及“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也由现代主义史学逐渐向后现代主义史学转移。相比于文学、艺术等学科对“后现代转向”的反应，宣称要保持“价值中立”，以追求“客观性”和“真实性”为己任的历史学的这个“转向”有些姗姗来迟，这可能是因为“历史学科本身不容置疑地是‘现代性’的一个侧面，特别是自19世纪历史学职业化以来，它一直是与真理的客观性和理性这种旧的视野相联系，这种视野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的维度，并服从于自由的价值评判，特别是与自由相联系”，但“随着‘后现代性’本身的演化，它对于历史学家对他们学科的真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对于这个挑战，比较早的反应要从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年发表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一书算起了。但这只是后现代史学的先声，实际上，怀特该书的思想开始只是在文学批评界受到重视，在史学界引起的反响了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才被重新认识，认为它是“在过去30年里历史方法学上最激进的发展”。
不过，事实上，直到现在，该书中的许多思想即便是海登·怀特也认为已经过时了，但许多人还是不能接受和领会此书中的思想，此书仍然是一本“为未来的书”，其还是被作为“历史的语言学转向标记”。安克斯密特的《历史书写与后现代主义》一文则大概是第一个明确把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相联系起来讨论的文章，其后《美国历史评论》、《历史作坊杂志》、《过去和现在》、《社会史》等国际权威历史学期刊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刊登探讨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专门文章，研究专著的情况亦大致类似。
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书写就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如彼得·伯克之言:“西方历史思想最重要或至少是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对发展或进步的强调，换言之，在于它看待过去的‘线性’观点。”这种观点相信理性和人类会不断取得进步，相信历史发展就是要寻找其中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经由启蒙运动的影响，这种理念逐渐被建构成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分期和宏大叙述，以此来范围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大概最能体现这种分期与叙述了，也可能是迄今为止我们认知线性的、目的论的历史之最重要文本。
按照这种启蒙历史思想，只有欧洲才具备特有的大写历史暨进步观念，非西方地区的历史走向也应该按照或模仿欧洲的发展路径。在这样的叙述指向下，“历史似乎首先变成现代性甚至是现代主义的倡导者和传播者——这种现代性或现代主义的过去通常被叫做启蒙计划，启蒙计划为科学、理性、民族国家、世俗进步这些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而庆祝。
在很多方式上，历史本身成为一种科学和一种现代主义者的计划，记录并赞扬西方进步的这些贡献，并使这些东西适应于其自身的真理品质、社会效用、批判的及公正的质询。同时，部分作为这些品质的后果，历史成为了启蒙运动和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标尺”。而停滞、落后的种族则成为没有历史的族类，他们不仅没有能力表达自己，也没有权力表达自己。
通过大写历史叙述，西方为征服世界提供了学术、思想上的合法性依据，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为了自由、进步的象征，而非欧洲地区的族类则成为落后、停滞的蛮族或“无道”、“无教化”的国家，西欧(包括后来的美国)掌握了文化霸权，可以“自认是唯一的文明地区”，最有资格成为“人类的主人”，其他地方都在历史之外，其他族类都是低等种族，历史终于被建构成“白人的神话”。
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使这些观念开始遭受到广泛的批评。其中来自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则尤为致命。后现代主义者反对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宏大叙述”，认为它把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文明中心化、理想化和普遍化，认为每个地区都应该达到这一标准，从而忽略了各个地方性社会及其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这反映了西方的霸权和欧美中心主义的成见。
在当今的后现代情景里，没有什么是永远正确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永存不变，大叙述已经成为“既陈之刍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所需要做的就是重估一切价值，祛除或揭露那些看似崇高与不可侵犯的神话。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各个地区都可以有自己的时间观念和历史叙述方式，各个地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与生活方式，并非一定要遵循西方的发展道路与历史演化模式。20世纪的历史事实表明:启蒙理性和技术至上观念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自然环境的恶化、能源危机、核武器威胁等，伴随启蒙理性的宏大叙述则掩盖了西方及世界发展中存在着的这些问题和危机。
在这种形势下，人类的前途并不乐观。故此，进步主义史观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之时，新的后现代主义史观早就应该取而代之。因为，后现代主义可以提供给我们以面向未来、解放性的、民主的思考方式，以及这个思考方式所依赖的全部思想资源。
后现代主义者的这些观念，显示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思想学术界的巨大变化，实际反映了西方社会的日益中产阶级化以及民众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使以往那种精英主义的宏大表达不再具有社会基础——不再为过去本身来研究过去，也不再将焦点集中于精英或胜利者，而是将目光投向中产阶级大众自己的过去、投向历史上普通大众的生活、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