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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生、梁思永、苏秉琦被称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三座丰碑。
一·安特生
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序幕，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曾被中国评价为“了不起的学者”，也被骂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最终还是回归为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
年，安特生作为中国政府的矿政司顾问应邀来到中国，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中国的铁矿和铁矿工业》和《华北马兰台地》两部调查报告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直到年由于袁世凯的倒台，地质考察的研究因经费短缺而发生停滞。后来，丁文发现了安特生，并给予他施展抱负的机会，使他先在地质学上，继而在史前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上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年，他主持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揭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后到甘肃、青海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遗址近50处。受材料局限，安特生提出过“中国文化西来说”，后来自己有所纠正。他对周口店化石地点的调查，促成了后来北京人遗址的发现。
-年，周口店遗址的发现，仰韶文化的发现，均是中国史前史上极为重大的发现，安特生的贡献使得中国传统史学家意识到考古是了解中国古史的必由之路，尤其是田野考古。
二·梁思永
梁思永(-)，广东新会人，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是中国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年，他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祖国的考古学事业。年，他获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年4月2日经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他的许多学术活动，赢得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赞誉。他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突出了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史上的地位，使我国考古学是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梁思永对中国考古学事业做出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建立科学的考古方法。他发表的《远东考古学上若干问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篇指导性论著。他把亚洲东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分成不同的文化群，对动物化石和文化面貌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各文化遗存之间的异同和要解决的问题及方法。他把中国的考古资料纳入亚洲范围来研究，在考古理论方法上，对我国史前时期的文化类型和分期分布有着指导意义。
（2）树立田野考古工作的光辉典范。梁思永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精细地开展工作，富有创造性地把地层学应用于昂昂溪五福遗址的发掘工作中。这是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首次科学发掘，为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奠定了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使我国田野考古工作开始跨入世界先进水平。他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为后来田野考古工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3）培养了大批考古专业业人才。为了培养考古方面的专业人才，梁思永积极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许多教学工作他都认真地建议和安排。他对中国考古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已故的夏鼐、尹达、郭宏钧和尹焕章等人都在历次殷墟发掘中受到梁思永的熏陶和培育。
三·苏秉琦
苏秉琦（-）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河北高阳人。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曾主持河南、陕西、河北等地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主要遗址的发掘。主要论文编为《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
苏秉琦从年开始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年，参加了河南辉县战国墓的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制工作。
年，他主持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沿线的发掘工作，对认识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殷商、西周、汉唐各时期物质文化工作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来说，是一项基础性的有意义的工作。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报告的结语中，他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仰韶文化和商、周、汉、唐几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分期和性质进行了理论探索。其中，对东周墓葬的分期研究，为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奠定了基础。
-年间，他先后主持了河北省邯郸市涧沟和龟台龙山-商周遗址、山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以及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这些工作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作出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
